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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那么久没有来了
却发现这里不是过于冷清
百度一下罗成
这个博客始终在前面几个
可能是因为开设历史确实太悠久了吧
呵呵
现在是人人都博一把的时代了
俺的这个老家
是让其丰富多彩还是让其成为百草园
要看俺决策了
不过话说回来
这里没办法从教育网内访问
很不爽……
咋办呢?
罗成的所有文章以及其他资料整理在网站:罗成在线
可以用以下方式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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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成建立网站:
爱之城网站-关注艾滋病 www.aizhicheng.cn
爱之城论坛 www.1hi.cn
今天小林跟我说要系刊的稿件,才想起自己好久没有写一些抒发性的文字了,仅有的一点产出就是小论文小报告之类的。真是的!在清华时间长了就会这样子还是要操心的事情多了就这样了?
罗成,男,21岁,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2003级学生,中共预备党员。
我的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北京市清华大学紫荆学生公寓12号楼503A
邮编:100084
电子邮箱:luochengx@126.com luocheng03@tsinghua.org.cn
2004年初,我选修了清华大学艾滋病与公共卫生研究所所长景军教授开设的新生研讨课《艾滋病与社会变迁》,学习了艾滋病相关的医学和社会背景知识。写作了两篇小论文《艾滋病与社会分层》以及《消除歧视,倡导关爱》。
2004年9月29日,我听了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先生的报告会,讲述了该基金会在河南救助因艾滋病失去父母的孩子的事迹,并且分析了与艾滋病相关的社会问题。
2004年10月,基于宣传预防艾滋病的信息,我建立了网站“爱之城”http://www.aizhicheng.cn,设置了“艾滋科普”、“最新动态”、“爱心风采”、“政策法规”、“大地观察”等栏目。
2005年5月2日,我独自到达河南开封,由当地志愿者引导,下乡到尉氏县某村某艾滋病病病人家,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艾滋病人。5月3日,到达郑州拜访了高耀洁老师。在回京火车上,向旅客分发了高耀洁老师赠送的艾滋病宣传资料并开展讨论。
2005年7月1日到6日,我牵头组织的清华大学化工系“知爱知行,天下关心”社会实践支队在河南开封和商丘地区进行了入户走访和问卷调查,了结了国家政策的落实情况、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的生活状态以及当地居民的防艾意识,整理成册了八万多字的笔记和统计资料。
2005年11月,“知爱知行,天下关心“社会实践项目被评为清华大学化工系2005年暑期社会实践第一名,后评为清华大学2005年暑期社会实践银奖项目。
2005年11月12日,建立爱之城qq群10247643。为恐惧艾滋病的朋友提供交流平台和一定的咨询服务。
2006年2月24日,建立爱之城论坛http://www.1hi.cn,为更多朋友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得到了叶飘零和小桃子等朋友的热心帮助!一个月内发贴数达到了2200。
3月13日,“知爱知行,天下关心”社会实践总结论文获得首届全国大学生预防艾滋病征文活动一等奖。
3月25日,“知爱知行,天下关心”项目进入清华大学“挑战杯”学生课外科技作品大赛评比。
2.思考总结
2.1枝江农业概况
枝江市位于湖北省中部偏西,属宜昌地区管辖,东邻荆州江汉平原,面积1310.4平方千米,目前人口50.7万人,现辖1个街道8个镇:马家店街道办事处和七星台、问安、董市、安福寺、白洋、百里洲、顾家店、仙女8镇。长江从上游宜昌而下向东奔流,到枝江开始分支——枝江也是由此得名。枝江的地形就是西高东低,西面到东面,由山地到丘陵到平原过渡。地形的多样性决定了枝江农业经营品种的多元化。西面安福寺、白洋和顾家店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主要出产柑橘,在丘陵地带有部分水稻种植区。东面的七星台、问安、仙女、董市以平原为主。七星台为产棉大镇,还有油菜等经济作物发展较好,私营经济比较发达。问安、仙女、董市以水稻为支柱产业,大米品质优良。百里洲地处长江中心,不适宜水稻种植,棉花和沙梨品质出众,四方闻名。而且人均耕地不多,小面积的经济作物占了很大比重。我们这次走访对象的确定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把区域分得比较开,目的就是让结果对于整个枝江市来讲具有普遍意义。
2.2免税政策的落实情况和群众反响是乐观的
湖北省在2002年完成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后,于2003年5月召开了农村税费改革电视电话会议。当年全省统一部署完成了由各项上交提留费用改为征收农业税的一大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上交的负担。接受调查的村民一致反映当年征收的税费虽然由“费”改到了“税”,但是负担并没有大幅度的减轻。而2004年,湖北省降低了农业税税率。村民反映,当年比起上一年来,负担明显得到了减轻。而2005年初,湖北省做出了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决定。调查对象均反映:2005年,除了一些地方必要的堤防费用,没有其他任何上交税费。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前几年政策的变化确确实实给农家带去了轻松和欢笑!
几千年的皇粮国税终于走到了尽头,对于在地里辛辛苦苦劳作的村民们来说,减轻了负担就是增加了收入,就是改变了“种田亏本”的恶性状况。村民们谈到这一点时,纷纷拿外出打工与种地相比较,在外面再苦,也能整下来几千块钱,在家弄不好还要亏本,要动“家底”来完成上缴任务。
对于政府的政策,一些村民所欢欣不仅仅是免了税费这单一方的方面,对于农村基层政府的一些格局和作风也起到了撼根之用。
首先,村委会一级不再担负一系列的责任,职责收缩,整体干部数量减少。乡镇一级相应减少了一批吃公家饭的人。这样,原来的以下乡检查工作为名到基层村大吃大喝的镇一级干部立马消失了。用村民的话说就是,“下面没人也没钱了,你下来也没饭吃!”对村级干部的坏作风的制约就更不用说了。
第二,上级干部对村民没有了经济上的制裁权,其办事作风就必须改变,真正从父母官的自我定位回到“为人民服务”的正确位置上去。
可以说,国家这一政策给农村社会带来的,是一场全新的清新风暴。其更为深远的影响,或许在今天还没有显现出来。
2.3协调安排农业生产是政府迫切需要正确安排的任务
目前的情况是,农民对政府的政策是相当欢迎的。但是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了一些由此政策牵动带来的一些问题,这需要政府全面协调,正确处理。
一个很典型的就是水的问题,我们在粮食产区调查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一点。在2005年以前,村委会收取的费用里面包含了农田水利建设的费用。在一定的时候,由村委会出面到水库放水,资金问题一步到位,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在大的放水规模下,水量充足,中途损失的水量有限。水稻生长得以保证。但是在取消农业税以后,村里不再收取村民的各项费用,自然就没有了组织放水的职责。村民反映,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几家几十家一起筹钱到水库放水,但是水库收的水费是按照流出量计算,而且由于放水规模小,中途损失水量相对大了很多,最后到达稻田的水极其有限。水量上的开支占了生产支出的相当一大块。在村民这边,由于有的人家有堰塘可以给自家地里供水,就没有加入集体放水中来,这样在水的流向、资金的组织等方面产生了一些需要协调而又难以协调好的问题。据安福寺镇紫荆岭村的村民反映,本村有的人家因为水的供应及其不足导致了2005年的水稻绝收。
再一个需要引起有关部门注意的问题是农业生产资料的问题。村民普遍反映,这两年税费下降的同时农药化肥的价格大大提升,生产资料的支出加大了不少。尿素、碳铵这些常用肥料的价格上涨最为明显。一些村民评论说,国家把农业上的收入给免掉了,但是工业产品的税率增加了,这样在工业品上的价格带动必然导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扬。对于这一点我们还无法得到政策上的确认。但是在去年寒假关于家乡民营企业的调查[1]中我们看到,化肥企业的生产成本在近几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热中被大大提高了。当时枝江市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跟我们讲的就是,煤炭价格上涨了很多,仅仅几年的时间就是翻了一番。化肥不可能不涨价。就是是何种因素占了主导作用现在无法给出一个定论,但是可以肯定,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国家整体经济市场的形势变动带给农业的影响是一个典型的环环相扣的过程。
对于农药方面,价格上涨并不明显,但是药效是很不理想的。紫荆岭村的一位村民就给我们调侃着举例,“万打”牌农药,名字就是要告诉你,这药效果不好,就一遍一遍地打,打上一万遍就好了。另一位村民说,药效没变,但是大瓶子变成了小瓶子,效果也没有原来的好了。多次多量地施药,导致了这一块的成本投入也是很大的。我们可以说,这里有害虫抗药性的问题,也有农业资料市场需要政府有所作为需要注意的问题。
就目前看来,最需要引起政府注意的就是在这种职责萎缩性更替的时候引导发展好农业生产。毕竟农民需要政府的协调指引。
2.4关于农业产品市场发展中的政府角色问题
我们看到,农民收入多少的最关键因素有两个,一是税费问题,这已经基本解决了;另一个就是农产品的价格问题。2005年枝江农民中最开心的是最东边和最西边的两个乡镇。为什么?最西边的白洋镇和安福寺大部是山地居多,常年盛产柑桔,2004年及以前柑桔的价格持续走低,很不如人意,但2005年价格相当好,他们迎来了一个丰收年。最东边的七星台镇盛产棉花,因为去年棉花价格相当好;这应该算是工业生产拉动农业生产的一个范例。其他农产品方面,水稻和水产品价格差强人意。而算是枝江农村副业主干的养猪业去年遭到了很大的摧残。一些养猪场犹如投资收不回来而倒闭。农民家养的猪也没能带来年初盼望的那么多收入。
农业投资的收益过程比起工商业来讲,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投资下去时看的是年初的价格形势,而真正有了收成之后,价格往往都是出乎意料的。也许能多收好多,但也有可能追不回投资。这里我想,我们不能把我们庞大的农业扔到纯自由市场经济里面去,因为在规模化、高品质化的农业还没有成型以前,农业生产一直是弱者的地位。我们的政府在其中应该扮演一个引导、协助、组织的角色。这个角色扮演好了,就像一只积蓄了力量的拳头打出去,很有力度。而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应该把这个组织者和中间人的角色扮演得好,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具体措施例如,牵头成立本地农业专项产品联合会,做好与外来客商的规模型订单的达成,组织农技人员针对本产品的技术要求对农民做好培训和宣传工作。在本地,政府为农产品就地转化提供投资环境。鼓励农民发展高品质农产品生产,增强竞争力,加强科技型农产品的推广力度,如抗虫棉等。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减小农产品价格波动带来的大范围农民减收。
2.5对农村其他问题的感受
2.5.1教育和医疗问题。
这是农民支出的两大块,就像在董市镇调查时有村民说的,要是哪家没有生大病的人,没有孩子读中学大学,那他家里肯定不会穷。而就算家里算是比较富裕的,一旦孩子考上高中大学,那也会沦落到四处借债的地步。村民没有谈到学校乱收费问题,但是收费过高难以承受是非常肯定的。尤其是大学教育,靠自家的力量养起一个大学生的农民家庭寥若晨星。
在医疗方面,安福寺镇的村民告诉我们,村里即将实行合作医疗,具体做法是每人每年10元钱,根据疾病花销数额大小报销不同额度的费用。他们评价说,一年10块钱不多,相当于花钱买了个平安,挺好的。我们也了解到,在其他乡镇,村民都还不清楚这一做法。我们推测,合作医疗很可能目前还在试点阶段。
这在枝江农村是个很普遍的问题。在仙女镇有所了解的村民介绍说该村债务在二十多万元的水平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经刮过一阵村干部集体外出考察的风气,但事实上往往是往旅游胜地的方向去了。另外,村干部开会或者招待上级领导往往就会有一笔不小的花销。各乡镇和村都有生意相比其他同行好得多的餐馆,就是因为那是公款消费的常驻之地。在百里洲镇互助村村民向我们强调了这一点。
实际上伴随着农业税的减免,村级遗留财务的处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七星台镇李家岗村,原来做过村里小组长的村民向我们反映,原来小组长代村里完成上交提留任务以个人名义借了一部分外债,现在村里将小学卖了以后,所得的二十多万元中除了还债的钱以外,剩下的分给了小组长。但是剩下的钱有限,最后仅仅还回了35%。
对于计划生育问题,可以说枝江市做的好是出了名的。省里的相关主题会议曾在枝江举行过。村民在提到这问题时说,政策是没有问题的,例如父母两代单传可以生第二胎,两胎之间必须相隔五年以上,第一胎是女儿的可以生第二胎。但是关键因素还在于生多了也养不起,所以大家也不去想多生了。
在百里洲有村民向我们介绍,自家养了好几头猪,种了好几亩水果地。农家肥施到地里大大节省了化肥上的开支,而地里的草用来喂猪又可以节省饲料成本。可以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生态农业的影子。另外我们在安福寺镇了解到,政府在倡导村民自建沼气池,政府在资金上予以补助。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减少能耗,并且可以让它成为作物-养殖-沼气-作物生态农业链的一个紧要环节。
在七星台镇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其大面积的抗虫棉推广做得很好,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小了农药投入成本,增加了农民收入。当然,抗虫棉种子的价格比普通的种子要高,政府在这里应该起到一个提倡和推广的作用。
3、结语
枝江农村是华中地区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农村事业的发展和变革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存在着许多需要政府着手解决的问题。经济上的临时脱手不能在政府部门和农民之间造成真空。毕竟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密切联系群众、切实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一个服务型政府应当担负起的责任。
在共和国工业基础薄弱的时候,农业为工业奉献了血液。如今城乡生活水平差距越来越大的现实让我们不得不惊醒:是农业得到反哺的时候了,是十亿中国农民享受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发展带来的好处的时候了。愿天下土地上的衣食父母幸福安康!
还是让我用那句话来结尾吧,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2006-3-5
[1] 2005年寒假社会调查:走进家乡的民营企业,详情见http://www.1hi.cn/practice/200502.
走进家乡的田野
——湖北枝江一中2003届毕业生2006年寒假社会实践
清华大学 罗成[1]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悠扬的歌声唱出的是对家乡的一片深情。2006年1月23至25日,罗成(清华大学)、朱怡(北京大学)、余甘翔(武汉大学)、董能(国防科技大学)、周蓝剑、闫涛、胡晓鹏(均为华中科技大学)走到了一起。我们一行七人——2003年走出这片土地到异乡求学的孩子们,踏上了对家乡田野的探访之路。
2003年以来,枝江,这个处在三峡下游、荆江上游的县级市,在国家对农业结构、政策的不断调整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许是几千年来的从未有过的一段风雨历史。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受恩于斯,却像一只只大风里的风筝,离家越来越远。我们越来越发现,自己懂得用更大的视野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尴尬地发觉,我们并不是那么了解它。犹如一个刚刚懂得人情世故的孩子,我们的感觉是如梦初醒。
而如今,我们真切地走进这片田野,在了解中感受,在感受中思考和发现。
1、走过的路
23日上午我们驱车到达安福寺镇紫荆岭村,我所在的小组走进第一户人家,女主人在大门口洗衣服,家里两个孩子,姐姐在湖北财税学院读大一,学费比较贵,不在家是因为到镇上的胖哥超市帮忙去了,一天给十块钱。弟弟在一所私立学校读初中,三年学费要六千块,一次交清。孩子爸爸平时做点瓦匠活儿补贴家用。家中收入主要依靠八九亩地,以水稻为主,柑桔面积不大,只是辅助而已。去年收了一万多斤稻谷,收购价格是早稻每百斤65块,中稻72块,晚稻75块。除去孩子上学的几乎就没有什么了。国家粮食补助发到位了,也没有多少。家中日常支出也不多,电费五毛多一度,吃水是自己打的井。另外,不上交税费以后,化肥价格上涨,碳铵买的是二十几块一包,尿素涨得多,78块一包。农药方面呢,药效没有原来好了,分量也不比以前了。总的说来,比以前好多了。
走到第二户人家的时候,男主人正在和一年轻的村民坐在老平房门口晒太阳聊天。他一家三口,孩子读小学,每年学费290块,另外还有杂费、资料费。家里十几亩地,早中稻各有几千斤,合计有一万多斤,去年收了近七千块钱。化肥涨了价,碳铵每包最高达到了29块到31块,尿素每包在78到80块的水平。农药效果不怎么理想,2001到2002年假药最多,后来好多了。他们开玩笑说,曾有一种农药名字就是“万打”,意思就是说“万一打不死,打一万遍”,可见其效果的不如人意,九亩稻田打一次农药就要一百多块钱。一年下来,化肥农药去了两千多。村里吃水都是自己打井,原来都算500块一口井,但现在贵多了,按的是20-40块钱
中午在同学家中吃了饭我们踏上了返回枝江的车,在半路下车,走进了董市镇双龙村。我所在的小组首先走进了易某的家。他家四口人,爱人在枝江城区一家餐馆打工,大女儿20岁了在外打工,小女儿15岁了正在上技校。他们家六亩地,去年收了近万斤稻谷,除去三千斤作为口粮,收入近四千九百块。日常开支加上肥料上的1500块左右有两千出头。家中本来养了好几头猪,死了几头,得了一千多块钱,连过年猪都没有留下。据他了解,他自己原来做过村里的组长,亲历了前些年的一些变革。他说,胡家畈水库的水引到太白水库供应他们村稻田的水。原来是不用村民再出钱的,因为村民上交的钱里面有这一项。现在村民集资放水,按照流量计费,但是有的村民自己利用堰塘的水,不交钱,这样造成了集资规模的问题。水库被镇里拍卖了,堰塘被村里拍卖给了村民以达到“完善责任制”的目的。所得的钱又分到农户,“利益均沾”。他还说,原来小学学费是很贵的,明年开始就是真正的义务教育了。谈到“赌码”[2],他说在2003-2004上半年闹得最凶,这边的比例是1:40,“电视里的《天线宝宝》是很准的!”自己由于对于“算码”有点“研究”——“六合彩也是一种文化,深奥的很!”,最后只赔了两百多。他对自己的经验和体会侃侃而谈,似乎要将自己的研究经历和结果一一道来。
在双龙村我们走进了第二户人家,夫妻俩在家,陪我们聊得兴致勃勃。他们告诉我们,家里现在有七亩八分地。两三千斤早稻对付猪和鸡,中稻五六千斤按每斤七毛二的价格卖了大概4500元,再两三斤二季稻作为口粮留着。至于上交的税费,原来曾经碰到按照一亩地一百块、一个人一百、一户一百的标准收费的境地,总额曾经达到过两千多,如果加上其他开支,普通家庭都是喘不过气来的。2004和2005年都没有收了,这很好。但肥料都涨价了,复合肥最高的都到了120块了。而打农药,打一次的成本都是一百多块。开支大了,一年下来也剩不了多少。原来,村里的干部就和一般农家不同了,大队干部一年几千块工资,年底还分苹果分炭分洗衣粉茶叶什么的。他们说,温家宝来我们市的时候到的是桑树河村。那个跟总理说话的农民说“我们还可以搞两万多块”。那肯定是假的啦!合作医疗还没有到这边来,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做的。
第二天一早我们过江,去往百里洲镇。那是长江上的第二大江心岛,多年来以棉花和沙梨闻名四方。我们走进的是互助村。我所在的小组首先走进了一位老农的家。天是阴冷的,他关上门,发起柴火来,屋子里很快就暖和多了。跟我们聊的是男主人,60多岁了,儿子媳妇在三峡那边开饭馆,400多棵梨子树可以收两千四百块钱。两亩地可以收四五百斤花生。原来交钱,最高达到了1500多块。由于这边不种稻谷。自己家中就因为两亩小麦得到了21块钱补贴。干部们原来就在刘巷瀛洲宾馆吃得很凶,他们连汽油费也报销,很享福。“赌码”方面,自己没怎么参与,因为没什么本钱。
第二家就是周姓女主人在家,62岁了,两个儿子在江上开船,都占一部分股份,条件还不错。她说,这边农民家里有点钱的都是过了江到枝江城区收捡废品才弄来的,真正种田是正不到钱的。
第三家是女主人和15岁的儿子刘某在家,儿子在刘巷中学读书。爱人在外面跑生意还没回家,还有个女儿在深圳工作。家里喂了近十头猪,其中四头是母猪,去年靠养猪争了四五千。另外,梨树柑桔树叶带来了六七千的收入,其中地里肥料以农家肥为主,这样节省了不少开支。总体下来全年收入了近万元。自己感觉钱总是有的挣的,只要自己勤快。她举例说,去年自家的梨子卖给上门来的贩子只有一角两角一斤,但是自己要是每天早点过江去枝江城区零售,就可以卖到五六角一斤。所以去年他们家比起其他人家来说,在这点上多挣了不少。谈到村里的干部,她说还是很得人心的,买码的也几乎没有了的。但是我们起身离开时,我眼睛余光不经意看到了里屋一张大桌子上摆着彩版纸印刷的全年的“买码”资料汇编手册。
下午我们去的是仙女镇老周场村——这也是下了车后才问到的。仙女镇是枝江的主要粮食产区之一。我们走进第一家农户,48岁的张姓女主人对我们的到来表示很热情的欢迎。她和爱人在家收拾屋子准备过年。她介绍说,大儿子给人家上门做了女婿,小儿子在外面打工,平时家中就是自己和爱人忙农活。家中有七亩多水稻地,去年大概收了一万斤谷,按照早稻七角、晚稻七角五的价格卖出去总共就几千块钱。而油菜之类的投入大利润也小,投入在千元左右,能收入两千多块钱。原来交税的时候,一亩地上交一百多块钱,最多的时候十几亩地交了两千六百多块钱。去年地里花费了三把多块补贴灌溉费用。至于医疗改革,没有听人说过。村里没有什么大学生,高中生和技校生有一些。说到“赌码”,她说2003年开始,2004年闹得最凶,自己陪了几千块钱到里面。
第二家不是本地人,从宜昌搬家过来的。这一家和我们先前遇到的不同。在我看来,接待我们的男主人虽然“小学都没有比毕业”,却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思考的人”。他说,在上交税费的时候,整体上交一亩地最高达到了两百二十多元。2002年税费体制改革那会儿,他通过给省里打电话咨询得知,省里的政策是每亩地不能超过一百元。取消农业税后,去年,组长收钱一起去水库放水到地里。自己三亩多地一次就交了三十多块,其它的地自己抽水灌溉。总共九亩多稻谷收了近万斤稻谷,按照六千元收入算,却还要除去两千七百多元的投资。投资中,一亩地肥料农药会超过一百五十元。对于其它一些问题他谈了不少自己的看法。他说,他最同情学生,生活费啊,用的啊,书本啊算起来,这学一个字要多少钱啊?!谈到村里的财务情况他说,据他了解,村里欠外债在二十万元左右,镇里应该是一千多万。他深有感触地说,中央政策好,地方上做得不好。以后我们不仅要“奔小康”,而且要达到“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候就是“按需分配”了。
第三天只有半天时间走访了,我们来到了处于枝江最东边的七星台镇。沿着公路边分出的乡村公路走了近
第一家和李姓男主人准备出门办事,等我们说明来意后表示很乐意和我们聊聊再说。他介绍说,自己今年40岁,家里有11亩地,其中八亩多种棉花,两亩多果树。去年棉花行情好,收了一万两千多,果树收入六七千,除去种子化肥农药大概有一万两千多块的收入。在农业税取消以前收费特别高,自己家最高在97年交了三千多块。他提到,这边推广使用抗虫棉已经五年了,效果不错,使农药上的成本和劳动量都有所减少。自己孩子上高一,去年交了三千多元学费(三年),一个月五百块生活费用。总体看来,自家的条件算是不错的。他提到,原来,村里组长要完成上级上交任务,自己借钱补上。村里去年把小学卖掉了,但是没有给组长偿还上所借款项。
第二家,46岁的男主人看起来很显老,爱人、母亲在家,17岁的儿子在外读技校。家里去年是8亩多地收入一万元出头,儿子在外面买什么都要名牌用得很多。原来是两千多元的税费,而“村里把钱扣着不往上面交,自己吃喝玩乐”。排涝费一直在交,这是因为本身靠近长江,需要维护,也不算多。村里供自来水,一年一人18块钱。赌码的话,七星台本来就是重灾区里面的重灾区,2004年还是闹得最凶的。现在还有人在做,但是已经不多了。大多数是亏,但还是有人挣了不少钱。[1]化学工程系分3班,TEL:51532258,Email:luocheng03@tsinghua.org.cn
[2]一种近几年流行于华南华中地区的变相赌博活动,具体背景资料见笔者2004年寒假调查报告《关注“赌码”狂风》http://duma123.126.com
对存在主义哲学的一点思考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 分3班 罗成
最近阅读一本书:《成长的中国——对中国青年国家民族意识的研究》,其中谈到在八十年代,存在主义哲学对中国青年的人生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阅读了一些著述后,我产生了一些思考,列叙如下:
一.存在先于本质
“假如上帝不存在,那么世间至少有一种存在物可以证明是‘存在先于本质’。这种存在物不受任何概念予以规定之前就已存在,而这种存在物就是人。”(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认为人之初是全无的,存在,露面,出场,后来才说明自身。世间并无人类性,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这相比基督教
可以看到,萨特认为的存在先于本质与马克思主义的对人的社会性的强调是一个承接的关系,二者是相通的,而且在其中一个不成立的情况下另一个必不成立。但存在主义里面对本质形成的过程是唯心的,仅仅看作自我造成了人性,而没有意识到社会因素才是决定性因素。萨特所说的“自我造成”,这其中的意识和实践的根源仍在社会因素的造就上。一个人自我造就,但他怎么造就的意识是有社会性的,造就的过程也要受社会性因素的局限。萨特存在主义在这一点上是失败的。
二.选择的自由
在萨特认为,自由并非意味着达到目的,而只意味着选择的自由。只要选择,哪一种都无关紧要;而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因为它选择的对象就是不选择本身。人的一生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而选择是绝对自由的,譬如作了俘虏,他有逃跑和自杀可以选择等等。我们可以知道,存在主义者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做出选择时的体现,但意志本身是第二性的,在其此后有着决定它的客观物质因素。从选择的现实性看,其相对性是很明显的。比如一个人遇到强盗,他要么交命,要么交钱,从存在主义角度看,这处人有选择的自由,但现实呢?他是无奈才做出选择的,而且必须做出选择,这里有自由可言吗?!所以,萨特把个人意志进行了过分夸大,否认了其相对性。
三.自由观的论辩
萨特认为,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的。“自由无本质,它不隶属于任何逻辑的必然性”(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在他看来,承认了客观必然性,人的自由就要受限制,人就会被必然性所奴役,人就不能称之为人,变成与桌子椅子石头等毫无异处的物了。在他的观点里,自由不受任何限制,“自由每时每刻碰到的唯一限制是它强加给自己的那些限制”。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就是说,人的自由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只有对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有正确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行动,才是自由。这里的“自然规律”,在我的理解中,既包括大自然的种种自然科学上的规律,也包括社会秩序以及他人的理念、态度诸多方面的规律性的客观存在。针对各方面的讨论,一方面可以打破存在主义的绝对自由观,也能让我们领悟到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现实意义。
工业革命以来,地球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大肆砍伐森林,捕杀野生动物,工业废气废水废渣无限制的排放,这种做法完全漠视了自然界有限的载受力,在化工、信息等众多科学前进的道路上,生态学家环保主义者的呼声被压得那么弱小!没有尊重自然规律,没有可持续发展,最终没有了绿水青山的居住环境。
社会秩序依靠法律和道德的力量共同维持,政府的强制性力量使其不被破坏。八十年代出现的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化风潮中,就有一些知识分子打出了全盘西化绝对自由的旗号,这完全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相悖而行,按照那些人的幻想中的模式改变中国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会秩序、道德风尚肯定难以为继。认识社会存在的一般规律,若有其不合理,则在充分认识后有计划地去改良,而非用破罐子破摔的劲头在没有认识清楚的情况下,胡做乱来。
事实上,萨特在二战以后对其存在主义观点进行了修正,在1946年他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突出强调了“自由选择”中包含着责任的思想:“他一投入世界就要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这样,他一方面重申人的主观能动性,一方面又承认选择不仅是自己的,而且是为他人的。这不能不说是其学说的一个巨大进步。到了萨特晚年,他关心的是实际自由而非早年纯意识上的自由。他看到工人为了生存而被迫工作,不工作只有饿死。对于当前世界上大多数来说,那种真正的自由不过是幻想布而已。他说:“这个世界上,自由的意思并不是指可以选择,而是指必须过压制的生活”。他的论点是:真正自由的选择是没有的(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看看,实际上,这话又充满了悲观主义色彩,他对于“自由”的期望值过高,不善于认识现实规律把握自然规律。通过前后对比,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萨特哲学过于浓厚的硬性色彩。
2005年12月
参考资料:
1. 吴盛汉,萨特存在主义自由观的探讨,龙岩师专学报,2000年3月第1期
2. 刘慧晏,存在主义哲学会通,东方论坛1996年第1期
3. 王冰,萨特存在主义人学与马克思主义人学比较,鞍山钢铁学院学报了,1999年8月
刘红霞,存在主义“自由观”简评,湖北社会科学
满眼春风无绿树,
晨光送暖入荒芜。
鹅毛万里知情重,
明日阳关能坦途?
——书赠叔叔阿姨贺丙戌新年
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因素”
清华大学 罗成
在分析人们创造历史时对参与历史活动的诸多影响因素时,历史唯物主义将其划分为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社会历史中的客观条件指的是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的人们在历史活动中所凭借的、不以人们的意识和意志为转移的全部条件和对象,包括主体活动的现实环境、历史背景和活动指向的对象;社会历史中的主观因素指的是活动主体,即个人、阶级、政党、人民群众,其影响作用通过其主观能动性即意识、觉悟、能力、组织性等等。
笔者在研究题述问题过程中发现,对于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因素”是客观条件还是主观能动性这一问题,论者的看法不尽相同。“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最终发现,两方面的争执竟然出现在“决定”这一概念上。片面地去按照自己对这一名词的理解分析问题,很容易就走了极端,犯了机械唯物主义的诟病。笔者不愿在这一词语上作字面意义上的分析的确定,只是通过对两方面因素的具体分析来明确二者的联系和具体作用。
马克思主义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出发: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所以,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决定了其他一切活动。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哲学、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都是社会各阶级之间斗争的表现;而这一些阶级的产生、存在,以及他们之间的冲突,都是由他们的经济发展程度所制约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了矛盾;这些生产关系原本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但此时变为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21页)而生产关系的进步是不可能同步的,所以束缚关系的产生是必然的。这时候,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所以历史进程中,经济基础的不断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于是我们可以说,社会政治、法律、文化等变革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的变革产生的。即社会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的发展。
在生产力的既定状态下,就会有相应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这些由上一代人那里继承过来的既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新一代人来说就是他们进行历史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就是历史活动中的客观条件。
对于新一代来讲,不仅其活动要受制于历史活动中的客观条件,而且其自身也是这种客观条件的产物,这包括心理、意识等等。所以,主观能动性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下才能充分发挥,才能从事自觉创造历史的活动。西方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试验失败,正是由于其主观能动性受到了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由上面论述得出的结论是:社会历史中的客观条件为人们的历史活动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和限制性,因而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这种客观条件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是对历史进程的方向性有决定作用,即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不是直线的路,而有很多的曲折,但是其发展方向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因为客观条件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对这种方向性有清楚的认识,才预见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局是生产力高度发展/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
由于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政治、经济、文化等上层建筑,当时有人攻击其为“经济决定论”恩格斯指出:“这些先生们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486页)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了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从来没有对经济因素作唯一性的判断。恩格斯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结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477页)恩格斯在这里所指出的“参加者”头脑中的理论和观点实际是其主观能动性的根基。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给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了定义,他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思想,包括上述的“理论、观点”和路线、计划等,即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而做或行动即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改造。当然,我们论及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并非恩格斯所比喻的平行四边形单个分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478页),而是整体上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正如上一节论述所说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某一些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但是,正如恩格斯强调的那样,这种决定作用是表现在“斗争形式”等方面的。按上文关于路的比喻,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路的曲折性,如何曲折、曲折幅度等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在研究历史活动时,我们是决不能忽视这一种作用的。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有些学者的论述即由此展开把社会历史发展决定因素的帽子戴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头上。这是不科学的。毛泽东同志所论及的“一般”和“一定条件下”,我们完全可以将其分别理解为“方向”和“形式”在具体环境中的别名。从时代来看,毛泽东同志的意识里,是十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的。正是抱着一种坚定的人定胜天的信念,才有了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以弱胜强的革命伟业。而后来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为何就没有得到历史的肯定呢?就是因为此二者让人的主观能动性过于凸凹,对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没有适应的意识。从最根本的来讲,革命斗争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适应生产关系转变的行动;而后二者是在生产力一定的情况下利用主观能动性改变生产关系的行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当代,我们的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这其实是改革开放带动了人民群众投入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实践的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当前的科学文化普及、精神生活丰富等众多的上层建筑形态变化正是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促进了经济繁荣发展导致的。反过来,上层建筑的变化促使知识经济的概念深入人心,这必定带来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迅猛发展。仅此我们即可体会到主观能动性与客观条件之间的默契与不可分割。
当然,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也对政治制度、法律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和挑战。这需要政府顺应民心,做好新的规划和及时的调整,促进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从而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
综上所述,“决定”本身是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的。客观条件中的生产力发展是对社会历史发展方向具有方向性决定作用的,客观条件中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其他因素会由人的主观能动性产生巨大的推动力从而得到改变。人的主观能动性是能够决定这种改变的形式与幅度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对形式的决定作用。
路漫漫其修远兮
在我看来,自己在性格和作风上还不够成熟。这表现在一些很突出的缺点上。
对自己时间和注意力的把握能力欠缺。曾经想要做做代理、曾经想要开个网上书店,却什么也没有做起来,因为从一开始我就走错了路,没有充分考虑自身客观条件的限制性。也许在将来我的创造性想法会给自己带来好运,但是现在我要为自己的头脑的完善做一些努力,等待机遇的到来。如果现在学习做不好,将来如何做到敬业!这是习惯问题,作风问题。
行动往往远远落后于想法。我总是想好好学习并能列出初步的计划,但是往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将其打乱。我没有能够及时灵活处理,于是目标不能达到,空留下遗憾。清华的“行胜于言”作风,我还需要努力才能达到。
自己的情绪需要更好的把握。这里的情绪不是说冒进之类,而是自己的心情容易受外界干扰,一些事情一下子想不开的时候,就陷入了郁闷的泥潭难以自拔;一下子悟到了什么,又是乐不可支天下阳光。这一点也需要作一定程度的改变。培养自己处乱不惊,不骄不躁的行为作风。在对待他人的时候,需要进一步的耐心,要能平神静气以理服人,在和谐的气氛中处理人际关系。
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我想我首先要正确地剖析自己,不断地把业务工作做好,同时,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去关注社会发展,多多由历史和现实不断思考提高个方面的认识水平,坚定自己为人民谋福利的决心,为将来以坚定的步伐走进社会做好准备。
逐胜归来雨未晴
对于一些现象、矛盾,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我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对于基本态度,我可以归纳为“辩证、独立、积极、实践”。
怎么讲呢?凡事都有两面性,当众人对于某一项活动或者一种观点热情高涨的时候我需要冷静,我需要审查、分析和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大家都在唉声叹气的时候,我需要积极地看待问题,往好的一面去想、去向往,去引导气氛,毕竟消极、悲哀是不能导引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另一方面,凡事只说不做的那是空想家,对于别人满肚子意见却自己不能做出表率的绝对不会显现出自己的英明。
下面我就以上的基本观点,对于几个论点简单谈谈自己的认识。
其一,对于腐败问题的认识。有人说腐败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我们反对,因为自古及今国内国外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市场经济冲击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气氛,对于腐败现象的多元化是有催化作用的。当然,这是改革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我们已经不可能用全民政治斗争来应对了,现在能做的是加强司法体制建设,促进各部门监督体制的完善,逐渐压缩贪污腐败的发案率。如果说曾经有所失误,那就是转型期的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进展过慢。
其二,对于“适应环境还是改造环境”的辩证认识。在一些朋友的眼里,我是一个容易激进的人,理由是碰到一些问题不能冷静。其实我的内心是很冷静的,只不过不愿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打一个比方,如果让我在亡国奴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极端的话,我会选择后者(当然这只是一个比方,我不会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因为在我的骨子里,是一个改革者、奋进者的灵魂,而不是一个拿“冷静”作为虚伪的护身符的懦夫,这在我初中的工作生涯中就能够得到体现。正因为自己这样的一个思想在不经意间渗透出来,让许多朋友认为我过于冒进,认为我过于倔强而不会去适应环境。我要说的是,环境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它有着合理性,否则改革便不会存在。我会尽己所能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一个有待改变或者优化的环境,而不是改变自己的原则。这里有两个东西的程度需要把握,一是“尽己所能”,一个是“原则”。
“尽己所能”就是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力所能及地去做,考虑多方面的利益和协调,使一种改变不会激起大范围的误会。对于利益牵涉到的群体,做好解释和沟通。
“原则”的把握相当重要。这种原则牵涉到“合理”与“现实”的识辨过程。在我的理念之中,“合理”就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符合法律道德规范要求。如果是现实而非合理的,那么我的原则就应该坚持,我对改变现实所作的努力都是为了使它趋向一个合理化。当“合理”成为“现实”的时候,我的原则就实现了它的使命。
其三,关于清华学生出国的看法。对于清华学生出国人数多的现实,我思考了许多。对于出国深造,我没有任何异议。毕竟国外的科研条件和学术水平很高,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成绩的几率比在国内大。但是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一些清华学生出国,就是一去不复返。想到我们国家每年给清华投入的巨额资金,这投入产出比是让人寒心的!不管出国是否有真正的成就,背负着祖国人民的重托,不报答这方土地他们如何心安啊?想起当年留学的一代年轻人,国内外条件对比更加悬殊,他们却能负笈归故里,赤心报家国,如今的一些人怎么能不自惭形秽啊?!
日出江花红胜火
进入清华大学的那一天,我感受到了首善之区的繁荣和水木清华的灿烂。现在想来,这是一个繁忙而丰富、多元而迷乱的城市。而清华园的风气,对于我的精神,有过感染,有过洗涤,更多的,有过考验。这种考验,是经过对思考的启迪实现的。
初到清华我感到这里的生活花销很紧张,于是我努力寻找机会挣钱。在报纸的角落里找兼职中介公司,北到西三旗,南到航天桥,东到鼓楼大街,最后的结果是我被一家公司“一年免费中介”的诱惑打动,交了银行卡里面仅有的八百元作为信息服务费。在一个月内得到两条信息未能成功之后,联系电话成了空号。后来我才知道,北京有一种公司叫做“皮包公司”。
我开始勤工俭学同时做家教。被骗去的钱慢慢补上了,心里总算安稳了许多。学生楼长做得还挺顺利,家教也挺顺利,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我同时失去了很多。
我失去了和分3的同学们在一起的机会,记忆里有几次排球比赛我都没去;
我失去了学习的时间;几门课都没有考好。自认为,这是学习方式长期没有入轨,学习时间未能保证的后果。
大二的生活更是紧张的,因为我自告奋勇自我挑战地担起了班长的职务。当时心里十分忐忑,大学与高中不一样,学生干部不能以“管”字压住同学,而只能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所有的活动都要详细计划组织并且一定要民主,与学习时间协调好才能有人来参加。艰难地走过这一年,激动、紧张、失望、感动交织着日日夜夜。由于工作和其他很乱的事情接踵而至,加上我对时间的协调能力十分缺乏,这一年下来,学习成绩下降到了一个心的低谷。
到清华,尤其是进入求是学会以后,我开始认真地阅读参考消息和其他报刊,并开始关注从校园的角落里传过来的消息。而这两年,整个国家、整个世界的走向变化在我的眼睛里是如此的灵敏而多变。人民币升值问题、台湾问题、朝核问题、伊拉克问题、中日油气之争、靖国神社纷争等等,都是我曾经很想了解、分析的问题。而最能引起我注意的是国内的一些问题,比如网络实名制纷争、大学生思想道德问题、接连发生的矿难问题等等,其中“三农”相关政策的出台和艾滋病相关的社会问题最让我关注。
我来自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对于三农问题自然有着比较大的关注。2004年暑假我到山西离石考察前元庄的经济发展模式,今年暑假我到山东沂水考察当地农村的经济发展状况,了解各地政策情况不同以外,也与自己家乡做一下对比思考。今年是家乡免税免费的第一年,寒假期间我计划组织高中同学进行社会实践,入户采访调查了解家乡父老对今年和往年的不同感受。
大一下学期我选修了
到暑假社会实践立项阶段,我组织了7人的“知爱知行,天下关心”支队,对于开封商丘两地的艾滋病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6天时间我们收获了很多,看到了有异于外界媒体报道的许多情况。最后,实践项目成为系级金奖、校级银奖。
前不久我建立了感染者的qq群,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的博士生和一名医生被我请来当管理员接受咨询。有不少朋友问我为什么做这些。我想我只能这样回答:艾滋病在我的眼里已经牵涉到了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层面了,了解它关注它实际上是了解世事人情的一个很好的途径。既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想我就有关注它的充分理由,就像网站上所说的那句话:我们要做的只是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2000年我走近了枝江一中的大门,一所全县初中生梦想中的学校。似乎与初中的命运相仿,我在第一次考试中拿到了年级第一,从体育委员升到了班长,而且一直延续到高三毕业。这三年的社会工作生涯——包括校团委纪检委员、组织委员——让我经历了一次次的心理上的潮起潮落。因为同学不支持工作或者学习成绩因为工作而大幅下滑,我多次写出了辞职申请。但是,我一次次的失败了,不是老师开导了我就是新的工作任务让自己放不开手。这样来来去去,三年的故事一晃而过。虽然自己觉得自己在工作中不近人情、坚持了自己心目中的原则,得罪了不少同学,但是到期末,民主选举的优秀学生干部名单中总是少不了我。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不是那么失败,那一刻的感觉,可以用“莫愁前程无知己”来形容,用心理学词汇来讲就是“认同感”吧。自古而今,“坚持原则”的英雄们很希望得到的一笔财富就是这种“认同感”。
关注社会的热情,在高中阶段达到了一个青春期。我订阅了解放日报社的《报刊文摘》,了解一些时政热点并开始形成自己的一些看法。更大世界里的纷纷绕绕在我的眼里逐渐变得逐渐清晰起来。结合更多的历史、政治、法律知识,我开始有了一些自己的观点。我开始质疑应试教育,我开始审视流行的庸俗文化,我开始与一些颇有见地的同学进行讨论交流。对于社会的阴暗面诸如腐败一类,我从来不是义愤填膺一类人,我知道,靠愤怒是看不清事情的本质的。我们了解一种现象,要从人性、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各个方面去了解,从而让自己有一种思考而非盲目的指责和抱怨。
高二时候我参加了高中党校的学习,讲座形式的课程讲了一些党的基本知识,放映了一些专题片和影片。关于细致内容的记忆不太深,但是对于党的基本组织形式有了一个了解,可以说,这把我的政治意识提高了一个层次。
记得我参加过与校党委副书记的座谈,当时他谈到腐败问题的时候说的一些观点我基本还记得:中国好几千万共产党员,真正身居高位的只是少数,而身居高位者腐败的也只是少数,不能说新闻报道多就认为大家都腐败了。我当时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事实上我一直也是这样的观点。
高中时法轮功闹得天下大乱,从焦点访谈节目报道习练者在中南海静坐到天安门自焚事件,我一直比较关注。有言论说法轮功是一种宗教了,它的反科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的反科学是建立在迷乱人性,搅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基础上的,多少生命在它的迷惑下随风而逝,多少灿烂变成了惨烈!听有人说县里面都有人练习法轮功,我几乎不敢相信,而后来的打击与报道让我感到,政治生活离我很近了。
在学校我收到过一封来自武汉的信,信封上字体很娟秀,和以往找我交笔友的差不多,但是当我拆开信封的时候,发现里面竟然是法轮功的反动宣传材料。当时班上同学一下子围了过来,我没有给他们看:“蛊惑人心的,反动的,你不能看”。我跑到老师办公室,把信交给了班主任并着重说明:我没有怎么看,大家都没看。
高二的时候我提交了我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表达了我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幸福安康为己任、不惜个人利益乃至鲜血和生命精神的由衷敬佩与向往,这种最朴素的热情让我有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为更多的人谋福利的愿望。当然,这种想法的基础是,我自身向往着为人民服务,为天下人谋福利的一天。走进邻镇的初中是父母为了让我有更好的老师教而做出的决定,直到第一次考试考了个年级第二名校长才相信这个孩子不是学习不好调皮捣蛋才转过来的。也因为那次考试我卸掉了劳动委员的职务成为了班长,这一做就到了初中毕业。
我从未怀疑自己是一个敢于冒险的改革家。在农村中学里面,孩子受家长袭带的风气感染,满口都是脏话。当然,在他们看来,这也许并不带上特别恶毒的感情色彩,说出来有种发泄的痛快感。但是,在我看来,这种习气是不可饶恕的。于是我在每学年初期制定班规的时候就把这种最常见的坏习惯列为重点整治对象。每天的违纪情况通报总是少不了我前一天在各处发现的“说脏话”的细节。现在回想起来,我所做的在当时的同学看来是十足的“另类”。或许在他们看来,我给自己的铁哥们儿纠正坏习惯的事情是多么的幼稚可笑!
最后的结局是,我的行动被现实打垮了,因为我渐渐发现身边的同学当着我的面不会怎么样,而实际上根本改不了自己的习惯。更打击我的是,就算是老师,也会冒出让我的耳朵紧张的字眼来。现今的了解我的人都会说我“过于偏激”,而初中的那一段记忆便是我生命中“偏激”的起始点。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开始用一种更为深沉而宽广的眼光去审视我的性格、我的作风、我的思想和我的哲学。
那时的我学习起来没有费多大劲,我的精力都放在了对课外知识的寻找中了。四大名著到底没有让我硬着头皮看下去,我喜欢小故事、小知识。拿着省吃俭用拿到手的79元钱跑到邮局,生平第一次我订阅了《中学生学习报》、《少年文摘报》、《作文》、《中学生博览》杂志或报纸。眼界慢慢放开了。《微型小说选刊》在创刊号及其以后两三年里,一直陪伴着我初中时代的宁静时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对于这个社会、这个中国、这个世界的人情世故的第一轮领略。勾心斗角、虚伪守旧、激进自私、腐败欺压,让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新鲜与不解,疑惑与纷杂。
那时我知道了一些新时代的英雄事迹,包括焦裕禄、孔繁森、徐虎等等,从那时候起,为人民服务而得到人民称赞、怀念的人就是最让我敬佩和向往的英雄,直到今天的任长霞。而他们在我的视野里,一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1998年的夏天对于中国,尤其对于和我一样喝着长江水长大的人们来说,是一个终身难忘的季节。我看到村里的人们赶到大堤上去,整日整夜地守在那里,紧张的气氛让我可以切身感受。那是个英雄的季节,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人物。记得高建成、杨德胜、王占成,记得电视里可爱的脸庞,记得激流中的一个个感人至深的镜头!给我震撼最大的,是手拉手肩并肩组成人墙的人民子弟兵。滔滔江水中坚强的橄榄绿,让我有了一股志气去做一个人民子弟兵,为千家万户保安宁。知道现在,我的这个梦想还没有泯灭。
自传
清华大学 罗成
走到今天,我再一次面临着党组织的考验。把自己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乌云密布和茅塞顿开写下来,对于自己是一种纪念,更是一种鞭策;对于读者,算是一个小小的人生地图册吧。
荷叶田田青照水
1985年父母离开穷了几十年的老家,搬到村里无人承包的大堤上,除去野树野草,种上了柑桔树、梨树、棉花,我就是伴着它们一起长大的。
当我多年以后走进那所吴家堤小学时,它已经由于生源问题被上级教育部门合并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但是,那栋教学楼,那栋在93年一场风雨之后倒塌的教室废墟上建起来的教学楼,依然伫立在那里,看着它,我还能呆呆地站在空旷的操场上回忆记忆里的那些年。
难忘作为小小的学生干部制止了两个同学在教室里挥着扫帚打架的小小自豪感,难忘在国旗下宣誓进入少先队的激动,难忘戴上中队长两道杠带领同学们在花坛里面劳动的欢快,难忘在文艺汇演上唱起少儿革命歌曲的紧张,难忘课文《“你们想错了”》里面方志敏同志身上那朴素的清苦的共产党员的作风,难忘全班39名同学积在小教室里兴致勃勃地看地雷战地道战的情景,难忘自己少年时代那两本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书《雷锋的故事》和《毛主席的故事》,难忘太多的难忘。
那时的天是蔚蓝的,那时的心是轻盈的。对于未来,我想做一名英雄,等到祖国和人民遭受列强欺侮的时候,我会和吉鸿昌、方志敏一样坚强。我会和雷锋一样,帮助老大娘,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和毛主席一样,艰苦朴素,哪怕身居高位也要对大妈大爷和声和气问暖问寒。现在想起来,那时的心里,是多么的纯洁、简单而真实,也是那么的灿烂而美好!
(to be continued…)
上个月大概在905(IP流量),这个月两天达到了95左右,很不错了。
以后再把内容做得更贴近朋友们,应该就更好了。现在我还没有足够的时间专业地经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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